这年12月15日夜间，紫禁城贞度门失火，大火烧至太和门及库房等处。⑥这起突发事件让朝廷反对者更有了理直气壮的借口，散布说这是上天给予的“警告”，并到处传言津通等地民众因反对修路要发动暴乱。朝廷修建津通路的决心有所动摇，两次命令海军衙门及军械处大臣重议此事。李鸿章虽百般解说，仍不能制止反对者的气焰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海军衙门请求将此事交给各将军和总督、巡抚等官员进一步讨论，要求见仁见智，畅所欲言。于是，围绕着是否修天津至通州铁路问题，朝廷内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。

　　在所有参与争论的内外重臣中，只有台湾巡抚刘铭传、江苏巡抚彭黄年两人赞同修建津通路，刘铭传更是极力宣扬“铁路一事为安内攘外刻不容缓之急图，乃万世之利。”彭黄年认为修铁路应“先办边防、漕路，缓办腹地及沿江沿海各省，而试行于津通。”两广总督张之洞却奏请 “缓建津通改修卢汉”。

　　面对种种纷争，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，海军衙门最后决定“事关创始，择善而从”。放弃津通改修卢汉铁路。于是，这场摩拳擦掌、轰轰烈烈地津通铁路之争，最后却达成以修卢汉路而戏剧性告终。

　　三、津通铁路结局分析

　　在此次津通铁路的争议中，很显然，借题发挥的因素恐怕超过真正反对修路的因素。试想，如果反对者们真的反对在北京修建铁路，则应当不论在北京城修建任何铁路，都会反对。而结果确是他们只反对修建津通铁路，对于改建芦汉路却无任何异议。通州、芦沟桥同为北京城的门户，如此厚此薄彼，却没有任何解释。

　　此外，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铁路已有一定的认识，自光绪初年以来，倡导修建铁路的，年年都有。中法战争以后，更是如雨后春笋，蓬勃异常。津沽路通车后，官宦大贾往来南北，往往都是在大沽乘火车到天津在换马车或内河漕运到北京，路上换乘很不方便。若能直接坐火车到京城，免去颠簸之苦，自然是首选。如果说反对者们对铁路利益的认识完全茫然无知，实在是自欺欺人。再者，此次争议参加人数之多，激烈的程度，实在是前所未有。如果仅是个偶发事件，又怎能最后演化到如此程度。显然幕后事先有所预谋，先期筹划酝酿，引发后再推波助澜，才能如他们所愿。

　　如果说来，这次风波又目的何在，幕后主使又是谁?外国学者肯特及莫尔斯都认为目的在于反对醇亲王和李鸿章。而幕后操纵者则是惇亲王。⑦此种说法虽有可能，但却缺乏充足证据。纵观反对者的言论，多是就事论事，很少有对李鸿章及醇亲王个人有所攻击的。并且惇亲王于十四年冬也早已抱病卧床，第二年正月病故，⑧根本不能参与这次风潮。此次风潮与其说是反对醇亲王的话，还不如说是反对李鸿章，醇亲王是光绪帝的生父、慈禧太后的亲信，如此硬台，大臣谁敢轻易得罪?而李鸿章则不然，经常受到言官的非难。在尚书奎润的奏折中，就曾诬告：说李鸿章对津通百姓呈诉的两三百起案件冤情置之不理，百姓含泪而去。李鸿章对此诬告非常气愤，曾经感慨地说：总之，办天下大事贵实心，尤贵虚心，非真知灼见，不能办事，亦不能论事，流言蜚语，最足误事。鸿章老已，报国之日短，即使事事顺手，又能修补到什么程度呢。⑨(李鸿章曾自嘲过自己不过只是清朝的纸裱匠，惟尽力而已)

　　津通争议发生后，李鸿章在天津写信给醇亲王说：“鸿章生平不解空言高论，只知以实心办实事，三十年来日在谣言之中，而祸福得失久置度外，惟以身受两朝知遇，皇上亲裁大政，时局艰难，愿念圣母深恩，贤王挚爱，每欲为国家建万年不拔之基，近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者，自非殿下谁喻鄙诚。”⑩这些都可看出此次风潮确有反李的意味，才使李鸿章不能自已，感慨万千。

　　至于幕后操纵者，应当是津通地区的运输业主。李鸿章曾明白指出：天津到通州，每年夏秋的时候，陆路行车不便，水路又逆流而上，而官员商贾，应试学子，又着急赶路，很多车船业主们这时往往故意抬价，乘机攫取暴利。同时，从天津到北京，沿途的地痞恶棍经常偷盗槽粮。南粮几百万石的米，常常因为被撬船偷走，运进仓库的往往也有霉变，存储量巨减，引起各种案子，管理仓库的官员毫无办法。铁路虽说不是为了平抑车船的价格，而车船业主们无不怀有戒心;铁路虽说不是为了解决漕运的弊端，而靠偷盗漕粮并作乱的地痞无不担心市区机会。所以不少利益相关者故意散布谣言蜚语，大肆破坏。这些人为其本身利益，坚决反对修建津通路，所采取的手段，更是无所不及，散布谣言，鼓动风潮，贿赂廷臣，最终酿成风波。甚至于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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